我对他的第一次采访，就在那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如今，这位高个子的科学家，翩翩风度依旧，平和语气依旧，只是白发提示着岁月的流逝。

       14年来，刘敦一以自己的科学成果和在国内外地质科学界的荣誉，一再引起媒体的关注。他现在领导的离子探针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内外同行中名声鹊起。在今年他70岁生日之际，国际地科界权威杂志《美国科学期刊》将出版专刊，为他祝寿。

       但我们的话题，主要不是这些成就，而是他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所为和所感。

       记者：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您一定递交了很多的提案。其中什么提案最让您有成就感？

       刘敦一：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时，我牵头写了《确立珍惜自然资源为基本国策》的提 案。这个提案提交上去的时候，有32个委员签字。1997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个提案被宣布为优秀提案。更让我高兴的是，提案中所提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了。 1999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刚刚闭幕，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必须在 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确定的基本国策。

       记者：您当时是怎么想起写这个提案的？

       刘敦一：虽然我是这个提案的第一提案人，但表达的内容和方式，都融汇了集体的思想。 当时地质工作正处在低谷，体制不顺，管理漏洞很多。而由于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对资源的乱采滥挖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我一直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在野外考察 时，对所见的掠夺性采矿感触很深。1981年，鞍山采石场发现了世界稀有的古老岩石，却被当地破坏的面目全非。有个日本石材商人来到这里，看到这些觉得很 遗憾，主动提出要出经费加以保护。当时原地质矿产部办公厅给我提供了很多数据资料。我把这些数据，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进了提案。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 议时，我刚刚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觉着能够用这样直接的方式，参与国家的决策，非常兴奋。参与这个提案的，还有李廷栋、王弭力、黄蕴惠等委员。我们都来自地 质行业，又都在科技组，大家对国家的资源状况有共同的关注。

       记者：当时在国家的基本国策中没有“资源”一项吗？

       刘敦一：那时我们只有人口和环境这两个基本国策。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人口、 环境当然是大问题，但资源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资源，工业、农业的发展都会受到制约，而没有好的资源环境，国家发展就没有前景。所 以，将资源立为基本国策，意义重大。很多发达国家早就把它当成基本国策了。

       记者：提案递交上去后，有什么后续的事件？

       刘敦一：我们几个委员在小组会的发言中，不断地发出同样的呼吁，国家现在探明的资源 储量已经告急，而地勘工作正在萎缩，国家一定要加强地质勘查工作，要把珍惜自然资源列为基本国策。当时我们和石油、航天、核工业等部门的委员在一起讨论， 他们反映很强烈，纷纷对我们的呼吁表示理解。后来，李廷栋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列举了中国矿产资源的紧缺状况，再次提出要把珍惜自然资源列为基本国策。

       记者：得到反馈意见了吗？

       刘敦一：3个月后，我得到回音，说全国人大成立了一个筹备组，负责调研资源问题。1994年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保护委员会改为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看到自己的建议生了效，我当时非常欣慰。

       记者：我翻阅了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的有关材料，你和其他几位委员好像一直都在为资源问题鼓与呼。

       刘敦一：是的。因为在这14年里，国家的变化日新月异，矿产资源问题越来越凸现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了不同的特点，我们关注的焦点有不同的侧重。

       记者：主要有哪些变化？

       刘敦一：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矿产资源法》在实施中遇到了问题，矿法的修改迫 在眉睫。1995年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我和人大代表李崇佑联手建议，要对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给予明确的处罚。两年后的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时，我再 次关注矿业立法问题，认为国家的法律要严谨，现实存在的矿产资源乱采滥挖，与立法不严、执法不力有关。1997年，我和王弭力委员参加了全国政协矿产资源 秩序整顿专项调查团到江西调研。我们发现，曾经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地质队，现在连工资都发不下去了，感触很深。回来，调查团就提交了《关于江西省矿产秩 序整顿和地勘队伍建设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受到大家一致好评。1998年，我随全国政协另一个考察团沿南昆铁路沿线考察。在考察中了解到，云南全省 128个县（市）中尚有73个贫困县（市）、440万人未脱贫；而仅岩溶分布最广、最集中的滇东地区就有25个贫困县的近200万人尚未脱贫。我当时就 想，南昆铁路的建成通车为贫困山区的人民脱贫带来了希望，但水资源的匮乏又使他们的希望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就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为西南贫困山区的 群众呼吁。

       记者：全国政协委员的社会责任感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是同样的吗？

       刘敦一：应该是一样的。其实，相当多的科学研究命题，是冲着解决社会问题去的。反过 来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以科学技术为重要支撑。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是科学家的良心，这与我们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完全一致。第九届 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我在会上对资源开发的不合理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而由于与资源开发伴生而来 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新世纪里，地学家们将加入到环境科学的研究中去。

       记者：正因为如此，您还提出了很多科学研究方面的提案，对吗？

       刘敦一：是的。我呼吁过要加强基础研究，呼吁过科技体制的改革，呼吁过对技术的重视。

       记者：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你有什么感想？

       刘敦一：坦率地说，我收获很大。以前，我的视线只集中在我所研究的科学领域，对国家 政策，知识有限，绝大多数时间只是局限于与单位的经费、发展有关的问题上。当委员后，接触了很多高水平、高素质的委员，眼界大开。思维的方式变了，责任性 更强了，更多地站在国家利益上思考问题，寻求答案。对国家未来的前景，也信心更足。

       记者：委员的身份，给你的科学研究带来了什么便利？

       刘敦一：自己的研究更容易与国家的需求挂起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得到了便利。科学家是以研究成果说话的。

       记者：您在很多国际学科机构都有任职，这对于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很难得。

       刘敦一：在国际科学界站住脚，当然要靠成果。在科研上，我是一个选准一条道，就要走 到黑的人。要做，就一定要做好。我的座右铭是“只有折断的翅膀，没有折回的路途”。而在为人上，我的一个立脚点，就是爱国。国家再穷，我们也没有理由嫌 弃，我们的责任，就是改变她的贫穷，让她一天天更健康漂亮。而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确让我更加爱国，也爱得更加自信。

       被采访人简历：

       刘敦一，北京二次离子探针中心（国家共建实验室）主任和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地质开放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国际地科联副主席、国际地科联提名委员会委员及BCEIA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质谱学会理事长等职。现任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是第八、第九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